??流们本来想趁着溥伦弹劾私立经世大学的由头，大闹一场，以期达到废除学堂的目的。

结果看到最先上奏折的周树模，被发配到瘴疠之地广西上林为县丞，顿时偃旗息鼓。

至于他们心里是怀着“死道友不死贫道”

的想法，还是另有图谋准备东山再起，这就不是孙元起所考虑的了。

在这一场偌大的风波虎头蛇尾草草收兵之后，孙元起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学校门口的绿地上，竖起一座日晷，底座上镌刻着杨守敬手书的四个擘窠大字：

行胜于言！

“是的，行胜于言！”

在日本东京都弘文学院的一处僻静小亭子内，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用浓重的吴越方言，铿锵地对着周围二三十位绍兴同乡说道。

觉得意犹未尽，又补充说道：“自嘉道咸同以来，我中华即有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我中华民族时时面临着被灭亡的危机，而旧文化的陈腐窳败已充分显露。

救亡图存，乃是我辈最应当考虑的问题。

如何去做？行胜于言！

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青少年，应该不顾俗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

而不该在国内日日诵读四书五经，笔墨余暇，坐而论道，说几句牢骚话！”

“豫才君，你先是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如今又来日本游学，怕也是抱着探求强国新民之路的志向吧！”

边上一位浙江老乡打趣道。

原来，最先发言的青年，就是我们后世熟悉的鲁迅——哦，对了，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世界上还没有“鲁迅”

这个人，只有一个叫做周树人的年轻小伙子。

他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远远没有堕落到尖酸刻薄、“看几篇不实报道，写几篇骂人文章”

的地步。

周树人没有回应友人的打趣，继续说道：“我等读书人，舞不动刀枪，造不得炸弹，如何救亡图存呢？敝人虽然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任公提出的新民说却非常赞成。

要拯救我中华于危亡，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

这就涉及到国民性改造的问题。

在改造国民性之前，我们要弄通三个问题：首先，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其次，我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最后，它的病根何在？只有明白这三个问题，我们才能予以匡扶和补救！”

周树人的同学兼好友许寿裳在一旁接话：“我觉得，无论如何匡扶补救，其落脚点终归在教育一途。

如果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育和清政府的官办教育相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清政府的教育是尊古的、停滞的。

即便现在大江南北推广孙百熙所编写的教材，内容和思想都是顶新的，奈何老师还是旧人，只知道尊经尊孔，便把好好的正经也给念歪了！

所以，我们要想救亡图存，必须以翻江倒海之气魄，投身到教育事业中，用全新的思想，从内部对该种官办教育给予彻底破坏，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教育，使儿童从幼时起就接触现实社会，使其能自出能力、自辟新境，具有自主自治、独立人格的精神。

国民性自然幡然一新，毋庸零敲碎补地改造！”

“这主意不错！”

同是绍兴籍留日学生的陶成章点点头，“儿童便有如洁白的生蚕丝，染于墨则黑，染于靛则蓝。

如果从幼儿时候教育起，相信国民面貌必然大为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