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另一方面，在古典世界中，更不用说在印度，人们成天都在打算着，尽管有埃及的例子；不仅要从土地中获取财富，而且还剥夺了土地的生产能力，因果的剩余价值立即被花费在城市的下层民众身上。

批判性地看一下古典世界的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和恺撒、亚历山大和西庇阿，甚至可以看一下克里昂和提比略·革拉古这样的革命家。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经济上有向前看的眼光。

没有一个城市曾把某一城区的排水或绿化、把引进先进的耕作方法或新的家禽与植物品种当作自己的事务。

赋予革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

以西方的意义，必定会误解其全部的意图。

他们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支持者成为土地的拥有者。

教育这些人，使其成为土地的管理者，或提高意大利的一般家禽管理（husbandry）的标准，对于这些，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长远的观念——就让未来顺其自然地到来，不要想着对它有所作为。

古典世界的这一经济上的斯多葛主义的确切反题就是社会主义，在此社会主义指的不是马克思（Marx）的理论，而是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Ⅰ）的普鲁士实践，后者比马克思早很多，且将取代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古代埃及的制度有着内在的相似，后者操心和关怀的是永久的经济关系，力求培养个体对整体的责任感，并视努力工作为对时间和未来的确证。

第四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5）

七

在所有的文化中，普通人日常所能观察到的生成——他自己的和他周围的活生生的世界的生成——的观相学，仅仅只局限于前景中的和可直接感知的方面。

其经验之总和，不论是内在经验还是外在经验，充斥着他的仅仅作为一系列事实的白天的过程。

只有杰出人物能在外表上充满历史骚动的平凡统一体的背后感受到深刻的生成逻辑。

这一逻辑本身就体现在命运的观念中，它使得那杰出人物把白天和那外表的毫无意义的并置视作是纯粹的偶然。

然而，乍一看，“命运”

和“偶然”

（incident）在含意上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差异。

有人觉得，歌德前往西森海姆（Sesenheim）多少是出于偶然，可他前往魏玛（Weimar）却是出于命运。

有人把前者看作是一个插曲，而把后者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但是，我们立即可以看出，这一区分有赖于那个引人注目的人的内在品质。

对于大众而言，歌德的一生就像是一连串偶然的奇闻逸事的组合，而极少数的人却惊奇地意识到那些哪怕最不显眼的事件中所固有的一种象征的必然性。

因此，阿里斯塔库斯发现日心体系，对于古典文化而言可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偶然事件，可是，哥白尼的再发现对于浮士德式的文化而言难道不是一种命运吗？路德不是一个伟大的组织者，而加尔文（Calvin）是这样的一个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命运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说这是一种命运是针对谁而言的——新教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是对于德国人而言的，还是对于一般的西方人而言的？难道提比略·革拉古和苏拉（Sulla）就是一种偶然而恺撒就是一种命运吗？

类此的问题完全超出了经由概念来运作的理解的范围。

何谓命运，何谓偶然，这是个体心灵——以及文化心灵——的精神经验所决定的。

已有的知识、科学洞察、定义，全都是无力的。

不仅如此，那想要以认识论的方式把握它们的尝试，本身也都是无的放矢。

因为，若是没有内在的确定性，命运就整个地是批判性的思维所难以驾驭的东西，我们就无法认识到那生成的世界。

认知、判断、对认识对象的因果联系的建立（例如已经区分开的物、特性和位置之间的联系），其实都是一回事，那以判断的精神走近历史的人只能发现“数据”

。

但是，那在当下发生的事或在所再现的过去发生的事的深处运动的东西，其实就是天意或命定，它是既有的，且只是既有的，是与真正的悲剧在非批判的观察者那里所唤醒的同样惊人的和不可言说的确定性同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