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神话和教义。

假设

实践的：崇拜。

技术

十一

可以允许把一组或任何一组社会的、宗教的、生理的或伦理的事实确定为另一组这类事实的“原因”

吗？理性主义的历史学派、甚至最新的社会学会回答说：“当然可以”

。

他们会说，那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我们对历史知识的深化。

但事实上，对于“文明化的”

人而言，总是暗含着以一个基础性的理性的目标作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他的世界其实就没有意义。

并且，他在选择自己的基本原因的时候，总是放任自己于最缺乏科学性的自由中，而在这一自由中，毋宁说存在的是某种喜剧性的东西。

一个人可以选择这一组或者另一组事实作为第一因——这是引起争议的无尽的源头——所有的人在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都可以以自然科学为基准来自称是对“历史进程”

加以阐述。

席勒在他的一个著名的陈词滥调中对这个方法给出了一个经典的表述，在一首诗中，他说，“世界混乱”

（Weltgetriebe）与“忍受饥饿和忍受爱”

（durch　Hunger　und　durch　Liebe）是一致的；从理性主义进入到唯物主义的19世纪已经把这个看法变成了信条。

效用崇拜达至顶点。

以至于达尔文以他的世纪的名义牺牲了歌德的自然理论。

生命事实的有机逻辑被披着生理学外衣的力学所替代。

遗传、适应、自然选择成为具有纯粹机械内涵的效用原因。

历史的天命（dispensations）被“空间中”

的某个自然主义的运动所替代。

（但是，不论什么东西，皆有其历史的或精神的“过程”

吗，或者说有其生命“过程”

吗？对于诸如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这样的历史“运动”

，可以以科学的运动概念来加以处理吗？）“过程”

这个词消除了命运，揭开了生成的秘密，并且，看哪！

不再有世界事变的悲剧，而只有世界事变的一个准确的数学结构。

“准确的”

历史学家就在这结构之上来阐述这样一个前提，即：在历史图象中，我们的面前有一系列机械性的“状态”

，适合我们作理性的分析，如同适合于一种物理实验或一个化学反应一样；因此，原因、手段、方法和目标都能被分组归类，作为在可见的表面的一个可理解的体系。

这实在是简单得令人吃惊。

人们一定会承认，对于一个极其肤浅的观察者来说，假设（就他的个性和这个假设的世界图象而论）可谓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这样，饥饿和爱成为了“民族生活”

的机械过程的机械原因。

社会问题和两性的问题（两者都属于一种公众——全然公众——的生存的“物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