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不算成功的尝试 大约两年前，我开始问自己，你能谈论自己的国家吗？你能否安静地把一件事讲清楚？ 那时，我厌倦持续了四年的虚张声势的国际评论写作：煞有介事地谈论华盛顿、伦敦与新德里的局势，将马基雅维利、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的名字纠缠在一起，从民族国家纵横到后现代世界。 这种写作充满了快感，却也常常不知所云，它让我不时陷入虚空，对于更真实、生动的生活反而失去了感受。一种焦虑油然而生——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不断讲述的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经验，它们遮蔽了自己的声音。 如果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怎样表达出来？这本不到300页的小书正是这种尝试的初步结果。我试着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进行价值判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宏大叙事……我知道这种努力不算成功，它经常会滑向自我沉溺，为了感受的独特性，而夸张个人感受。我的价值判断也会急不可耐地从幕后跳出来，打断原本刻意镇静的叙事。它最终没变成我写作的新探索，它们仍然是单调的、令我厌烦的2000字的随笔。 想起随笔这个词，我经常心生不安。依稀记得一位作家说过，诗歌是青年的艺术，小说是中年的创造，而随笔则属于老年。似乎从21岁开始写作，我就一直处于老年状态。如果哪一天我开始写诗，或创造了一幕戏剧，那才是真正突破的到来之时。我怎么也忘记不了尼采刻薄的评价：批评家生活在精神王国的最底层。 但不管怎样，这些不长的随笔仍算得上是努力尝试的结果，在我参差不齐的写作序列里，它们更加安静、节制与从容；也更依赖我的个人感受，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功地捕捉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某种情绪。 吾国吾民（1） 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