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年前的一天中午，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几位年轻博士在单位食堂吃饭，不经意地聊起了《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一听到《西游记》三个字，周方银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他对故事中人物的评论和对故事逻辑的剖析，新奇独到、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我随即建议他就研究《西游记》的心得给大家做一次讲座。讲座很成功，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周方银让大家知道了这部家喻户晓的著作竟然可以那样来读，并且可以读出如此之多的新内容来。 讲座结束后，我鼓励他把所讲的东西整理扩充一下，写成一部书出版。全书成稿后，周方银便请我写一篇序言。最初我对作序一事颇为踌躇。坦白地讲，《西游记》我看得很粗，主要目的是想找些素材或样本，以便检验某些制度经济学命题。我翻阅《西游记》在于寻找或发现一些可以拿来使用的隐喻。 与我那种带有目的性的阅读迥然不同，周方银之读《西游记》，更多的是兴趣使然。他写该书，大多属于有感而发，所求一吐为快。这自然又让我想起了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讲的话：“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虽说《史记》被列入“六大才子书”，但金圣叹并不大欣赏司马迁的心胸，且不无揶揄地说：“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而施耐庵的心胸则受到金圣叹的极力推崇，其写《水浒》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我在此引述金圣叹赞美施耐庵的文字，没有把该书与《水浒》等量齐观之心，也全无让周方银同施耐庵并驾齐驱之意，而是觉得在直抒胸臆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亮点。在当今“功利主义”阅读和写作愈演愈烈的潮流中，多些“无目的”的阅读和“分享心得”式的写作，蛮好的，至少可以发挥某种中和或平衡的功效。 尽管众人对《西游记》褒贬不一，但作为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吴承恩讲述的故事，从古至今，在华夏大地上男女老幼皆耳熟能详。同时，虽然没有像《红楼梦》那样成为一门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红学”，但“西学”研究者仍为数不少，而且古今...